【童时三记】 牧神记

  麻 绳   说来有点心酸,我的童年居然跟一条麻绳密切相关。那是一条土黄色、拇指粗的麻绳,从房屋的中梁牵下来,连到我的腿上,然后打一死结,我就被局促在那几平米的范围了。
  这是我记事以后的事,但可能在此之前,每到夏天,我也是这么熬过来的。我家在洲区,水多,梅雨来了,江水就在蛙声里慢慢涨起,肆无忌惮地挺到绕堤而建的房屋脚下。水位高的时候,哪家要是没水了,竟可以将瓢伸进江里舀水做饭。洪水滔滔,对孩子来说,自然不是好事,隔壁的小碾儿,当时约摸5岁,饭前我们还在一起玩耍,但就一顿饭的工夫,我就听到了他妈凄厉地哭叫声。不久,那小尸体被捞上来,直挺挺地放在了门板上。为此,大人们上工前,都有五花八门的招数约束孩子,父亲的办法就是用麻绳拴住我,再由我来看住一个更小的妹妹和弟弟。
  每到被拴住的时候,总是希望父母提前下工,或者有人来玩。但父母总是令我失望,只有二姨妈家的四表姐,比我大两岁,偶尔过来玩,帮我偷偷解开过绳索。父亲知道了,又将绳子系得更高,疙瘩打得更死了。
  不过,也并不总是痛苦,有时也很有趣。比如大热天,地上阴潮,凉快,我就索性赖在地上,这里趴趴,那里坐坐,感觉很爽。那时候燕子多,春色尚未绿遍,它们就剪剪地飞来,黑衫白衣,怯生生地探过故家,就大大方方地飞入,衔泥做窝。等到燕窝搭好了,绿色就挤满了门前,它们又忙着抚育新生命。乳燕无毛,光溜溜的,难看死了,但听觉灵敏,老燕还未飞回,它们就感知了,闭着眼睛,张着小嘴,乱动乱叫,比人还亲爱。有时货郎担来,一声“鸡毛牙膏皮换糖——哦”,在寂静的农舍里会飘扬很久,以至于我趴在地上,幻想着那些好吃的糖果,慢慢地睡过去。
  看墙壁也别有洞天。秋后的土墙上,土蜂会“嗡嗡”地飞来,比蜜蜂大一倍,颜色偏黑,很丑,但温顺,不蜇人。它们贴着墙飞,看准地方了,就吃力地掏洞,一点一点的,笨死了,待完工了就钻进去,那应该就是它们的家了。这时候要是塞上一点泥土,它们就急的抓瞎,那种笨相也能让我乐上半天。不过,恶作剧后,我会放它一条生路的。现在想来,那动机可能是自己被拴久了,希望土蜂能够自由一些。
  还有,白灰脱落的墙壁到处斑斑驳驳,若是长久盯着一个地方看,竟能虚幻出一些图案来,比如一匹飞奔的马,一个人的侧影,一片团团的云,或者一座勾连的山。这种“熏陶”竟是我最初的美术启蒙,以至于我上初中后迷上了绘画,无师自通地画过不少画,让父亲少有的笑过。到了高中,我已能默写电影上的人物了,同学看了,都认为像,我也觉得得意。
  6岁上,其实还不到5岁,父亲送我上小学。学校离家200米,是一间茅草屋,里面一小间,够放一张小床和桌子,是唯一的吴老师吃住的地方,外面的大间十来平米,摆着几张土砖砌脚、木板搭起的台子,算是课桌,坐着十几个年龄相差5岁以上的孩子,分一二年级上课。上一年级课时,二年级学生就转过背来做作业,反之亦然。这种教学方式有点私塾的味道,但我并不觉得不好,一年下来,似乎二年级的课程也会了。
  但功课父亲似乎不关心,有人看管,不再需要麻绳了,是他,也是我高兴的事情。可是,安全隐患还有,比如放学的路上就可以玩水。也是那个秋天,我口渴得不行,就独自到江边自己解决。那时大水刚退不久,水边的草皮被泡烂了,特别的滑,一不留神,我就溜进了水里。碰巧,二姨妈家的大表姐出来挑水,见水里有个红裤头翻滚,就一把扑到水里,隔壁的吴小七他爹也赶过来,走进齐腰的水里,用竹篙牵引搭救,二人花了很大气力,才将我拉出水面。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阴天,父亲赶来,脸比天还阴,他老鹰抓小鸡一般拽过我,一顿暴打,气的二姨妈要跟他拼命,质问:“孩子都吓死了,你怎么还打?打死我吧!”从那以后,我就觉得二姨妈特别的亲。
  自此以后,每次上学,父亲都要在我手上脚上磕满私章,回家验收时,发现印泥没有了,就证明玩水了,又是一顿打。这种经历直接的后果是,只要以后父亲再打,我就自然想到水里的世界,虽然混沌不开,也不好玩,但却没有痛苦。
  事有凑巧,2004年暑假,我带儿子回老家看父母,那小子竟瞒着大家,偷偷玩水去了。这孩子不知水性,随意爬上一只小船,两脚一叉,一阵乱摇。哪知惯性起来后,平衡不了,“扑通”一声就栽进了水里。真是命大,他抓瞎一番,竟还爬上了船。我知道情况后,连想也没想,就冲上去,毫不犹豫地将他修理了一番。看着儿子那苦歪歪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自己落水的事,一时百感交集。
  一根麻绳,就这样将我和父亲,和儿子紧紧连在了一起。
  粮食问题
  米缸其实是一只棕黑色木箱,高约70公分,装满了米也不过百十来斤,从我记事起,它就放在我妈的床头,被小心地锁上了。我们老家多用粗缸盛米,缸温低,天气热了,不易生虫,而我家用木箱来装米,还上锁,那是因为妈妈怕人偷了。人都吃不饱,哪顾什么廉耻?偷东西的事在当时很普遍,家里的鸡,菜园里的菜,甚至粪窖里的肥料,都偷。现在有人说,当时的道德怎么怎么的好,我就无声地笑笑。
  在我的记忆中,绝大部分时候,箱里的米很少,偶尔也满过,比如过年。每到这时候,我就喜欢端个小板凳,放在木箱前,然后站上去,将手插进米里,那种凉凉的感觉,总让我感到安全和踏实,要是听到舀米刮箱底的“呱呱”声音,我的心里又很慌。这种心态一直左右着我,直到成年,只要量米煮饭,我还是多舀一勺。但断炊的日子还是不少,我妈就只好端着米箩出去找米,这种状况直到我上大学时才有了一点改变。
  我们那是棉产区,吃供应粮,但定额少,大约能满足肚皮的三四成,所以,生产队还要种些杂粮来补充肚子。五月里,小麦登场了,我们就吃面疙瘩;七月里,玉米上市了,就吃玉米糊;入冬山芋出来了,就吃山芋;到了开春,若是接不上趟,就只好“瓜菜代”了。但即使如此,还要做到粗细搭配,干稀混用,否则还会饿肚子。我家孩子多,就父亲一人挣工分,不能倒下,我妈就早上捞碗干饭,留给父亲吃,可孩子们都小,不懂事,手里虽端着杂粮饭,眼睛却猴巴巴地看着那碗米饭。父亲一声叹息,将饭推到一边,只顾自己埋头吃杂粮饭。   那时候我最怕下雨。下雨了,忙了晴天的大人们都蒙头大睡,能省一顿饭的,但小孩的胃却不理这一套,老早就饿醒了。大弟3岁那年,一个雨天,他催妈妈起来烧饭,几次没喊动,就小声地骂,挺尸呀!这话歹毒,不知他从哪儿学来的,到现在我妈还说他“古怪”。我是老大,懂事稍早一些,多数时候,就拿只小板凳,坐在门边,无神地看雨水从瓦檐断断续续,落在地上的水洼里,形成一个个水泡,又逐次破灭。
  若是年成不好,杂粮也会断档的,大人们就往山里跑,买山芋渣来充饥。山芋渣是过完淀粉后的山芋残渣,山里人捏成一个个“排球”,放到屋顶上晒干喂猪。我们买来,将霉变的部分削去,再磨碎做成圆子,混在稀饭里吃,难吃死了。每到这时候,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肚子不饿,就背着书包去上学。直到现在,妈妈一说到那段往事,还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们不知道我当时的心!
  就是山芋渣,也不见得好买。1973年冬,父亲在山里转了三天,总算买回了山芋渣,回家时天已擦黑,他就坐在煤油灯前抽黄烟。我妈问,怎的了,不是生病了吧?父亲半天才讷讷地说,今天遇到一个二百五的妇女,问她可卖山芋渣,她倒好,说不卖,要喂猪。人活到这份上,还不如一个死。
  死,在当时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妯娌之间吵架了,一转身,就有谁服毒或投水了,婆媳闹的不和,就有人悄悄地找根绳子,自己解决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来,田间地头,村人议论纷纷,我妈原是默默地听,突然大声说,都地震好了,大家一起死,死的光光的。我当时非常惊异,妈妈怎么如此歹毒呢,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社会这样的反常,就连孩子也看得出来。1974年,我上初一,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批判“国富民强”的课文,一个农民现身说法,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绝不愿再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当时就很奇怪,这日子能叫芝麻开花节节高吗,国富民强又到底错在哪里,“四个现代化”到哪一天才实现呢?
  表妹婿的父亲陈老好育有四男二女,想想这日子过的牛马不如,一天犁地时解大手,就鬼使神差地用黄烟筒在地上写下了“打倒×××”,被人举报,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7年徒刑。表妹婿说,当时一家人差一点都喝农药了。这些年里,表妹婿一事无成,成天萎靡靡的样子,家人都责怪他,可我知道,他还是没有走出那段阴影。
  直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吃饭的问题才慢慢解决。日子渐渐好了,笑脸自然就多了,自杀的事情也鲜见了。1980年代后,每到过年,无论多忙,父亲都要上街一趟,“请”一张邓小平画像回来,规规矩矩地贴在中堂上,又恭恭敬敬地作个揖。
  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把邓小平当神来拜。
  糖 罐
  包老不姓包,姓丁,村里人这么喊,是因为他头上长有一个肉瘤,鸡蛋一样颜色,鸡蛋一样大小,光溜溜地顶在光溜溜的脑门上,上面还有几根迎风摇曳的小白毛。我记事的时候,他大约也就50来岁,已是儿孙满堂,早不下地干活了,但身体依然好,满面红光,一副得其乐的样子。
  包老有一个糖罐,放在他卧室的老式条台上,葫芦形状,不到一尺高,暗灰的底色上,有紫红线条绕成一片片波浪。每当较小的孙辈来了,包老就笑呵呵地走进房间,从糖罐里抓出几颗霜果,几粒花生,或者几片方糕,塞在他的小手上,然后祖孙俩心满意足地出门。为此,他的孙子们就经常向我们炫耀,我爹爹今天又抓霜果给我吃了。我们心里不舒服,但也只好咽口水。霜果是一种油炸面果,蚕茧一样大小,蚕茧一样形状,面上抹着一层霜一样的白糖,好吃。
  自从有了这个糖罐,包老的孙子们似乎喜欢犯头晕,包老也就频频地打开罐盖。村里的孩子们知道了,就喜欢扒包老的窗子,一个个小脑袋挤成一堆小西瓜,两眼如手电一样放光,口水却馋巴巴地往下咽,直到肚皮贴的冰凉冰凉的,才垂头丧气地回家。在我童年的印象里,那糖罐简直就是飘在空中的一个彩球,又似乎总是放不完的自来水。
  不想,过了一段时间,那糖罐却成了一条爆炸新闻。
  一天,包老家来了两个贵客,都戴手表,穿的确良衬衫,边上还架着两辆钢丝车。他们拿出小本子来,请包老谈谈为什么想死后火化。包老说,人死如灯灭,犹如汤浇雪。死了死了,一了百了。现在已给下人添了不少麻烦,死了还用什么寿材,大操大办呢,陋俗,陋俗。为了证明不忌讳,包老还拿出那糖罐,说是骨灰罐,自个儿到火葬场带回来的。说的那二人点头如摇拨浪鼓。
  又过了一些日子,《安庆报》登新闻了,说社员丁四七同志牢记毛主席“破四旧,立四新”的语录,在到城里看望女儿时,瞒着家人,到殡仪馆登记,打算死后火化。为了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占领广大农村文化阵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带回了骨灰盒,向广大贫下中农现身说法,宣传火化的好处和意义。
  这事一下子在村里炸开了,就连大人经过包老房间时也朝窗里瞅两眼。看后便说,这包老神经病,怎么想出了这个损招?不愿火化的老人更生气,大骂,丁四七太缺德,自己烧就烧,还鼓动别人烧,烧他妈的×!从此,孩子们也不再咽口水了,放学后结成伴,怯生生地走到窗边,向里瞅一瞅,然后高叫,鬼来了,大家像炸窝的马蜂,一哄而散。见到包老的孙子,大家也理直气壮地多了,质问,头晕不晕了?晕了,叫你爹爹抓两把骨灰来吃吃?不多久,那糖罐就在包老的房间里消失了。
  1988年,包老大病不起,回光返照时,他口齿清楚地对家人说,还有转世的机会,死后不能烧,不然他到阴间也不会饶过儿孙的。直到家人点头,急忙请来木匠,“乒乒乓乓”地做寿材时,他才长嘘一口气,放心地走了。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