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灵魂的独白 意思 灵魂的独白

  许戈辉赤诚发问莫言、严歌苓、陈丹青、刘心武……让忙乱中奔波的你我驻足静听思想的声音。本书通过对每一位文化名人的采访,展现文化名人的内心世界。每一个创作背后的故事,都是一段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就是他们灵感的来源。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看文字如何在他们笔下熠熠生辉。主持人许戈辉智慧聪颖,问题犀利,嘉宾回答深刻至极,一问一答中展示最真实的文学创作历程。
  莫言——不说闲话多写字
  许戈辉:我听说《蛙》这部作品是写了很长时间的。
  莫言:酝酿的时间比较长。
  许戈辉:因为这是一个挺敏感的一个话题。
  莫言:对,因为计划生育毫无疑问确实涉及到了中国千家万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几十年来饱受西方诟病的、批评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我在写的时候当然那我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背景——现实和历史的背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就是文学应该从人物出发。因为你要写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她行医五十年,那么这个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推行到今年恰好三十年。那么也就是在姑姑的一生当中,她行医生涯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是跟计划生育有关系。通过她的手有差不多一万名婴儿被接生到了人间,但是也通过她的手,让数千名这样的违规怀孕的婴儿给扼杀在母腹当中。这个我就是不能回避。
  无论是《红高粱》中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还是《檀香刑》中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亦或是《丰乳肥臀》中“像钢铁一样坚强”的上官鲁氏,莫言对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大多都是歌颂和赞美的。但是在新作《蛙》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在“送子娘娘”和“杀人恶魔”之间徘徊和挣扎的乡村妇科女医生。
  莫言:小说里有个人物视角是姑姑这个人物是吧。这是跟我这个生活中的一个姑姑是差不多的。
  许戈辉:我听说您的姑姑也是一个妇科医生。
  莫言:是的,她接生很多的孩子。我这个真正的姑姑就是这个小说的人物原型。
  许戈辉:姑姑现在还健在是吧。那她有没有读过你写的小说?
  莫言:还健在,她没读过。
  许戈辉:为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个小说第一个就应该想送给她去读啊。
  莫言:我不敢给她读,我生怕她再不高兴。
  许戈辉:我觉得这里边挺有琢磨的。
  莫言:因为我这个小说里边,并没有完全按照生活中的姑姑来写。
  许戈辉:是,但是她也应该理解呀。她知道您是个作家呀。
  莫言:但是总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东西,真真假假可能就让人很不舒服。完全是假的话,那么她当然无所谓了。但一看有的地方很像自己,那么有的地方又完全跟自己没有关系,虚构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写的时候我还是真是手软了很多。总感觉一些太恶的、太丑陋的、凶巴巴的东西还没愿意往这个人物身上来叠加。
  许戈辉:这是因为个人的情感在里边。
  莫言:潜意识里还是感觉到有一个姑姑在这个地方,站在我背后看着我写。
  在《蛙》中,身为妇科医生的姑姑曾经见证者生命的繁衍,后来却又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计划生育的战役。莫言说:“我希望读者看了‘蛙’之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这个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曾经是这样的艰难曲折。”
  许戈辉:所以我就挺感兴趣的,在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深处到底对计划生育这个国策是怎么样的一种解读,怎么样的一种看待方式。
  莫言:站到我个人的立场上,我觉得这个政策不好。不是一个好政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话,那我起码也是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那么在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许戈辉:您现在有个独生女,那在你们高密,在山东这个传统里面,是不是还是希望能够有个儿子,或者儿女双全。
  莫言:当然,那当然。
  许戈辉:所以当初你自己还是挺希望能生二胎的是吧。
  莫言:我当时觉悟还是真蛮高的。因为当时我在部队里面已经提拔成了军官了,第一是感觉自己前途无量,我自己还有野心,我还想继续往上提升呢。另外一个它那个处罚是非常严峻的。有的战友说,他本来是个连级干部了,那么他超生了生了第二胎,那就是一撸到底变成士兵了,回去种地去了。我们就是为了离开农村不种地,费了多大的周折,你想我为了当兵就是连续四年每年体检,到了最后,21岁了,临界线上才好不容易混进了革命队伍。然后当了兵的人有成千上万,能提拔成军官的人很少嘛,所以这个得来不容易,就是很珍惜这个奋斗得来这个结果。那如果你生了二胎的话,他是个连级都一下子降到了战士,我当时还是个排级,都没得降了。所以这是个现实考虑,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一个人会影响到我的整个的一个单位的荣誉,当时我在总参的一个军级的单位工作。那么这个单位年年都是计划生育标兵,而我们这个单位的计生委的主任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上将的一个女儿,你看小说里面有一个描写。她们也都真的出现这种钉子户,说哪一个人老婆已经怀了二胎了,那她们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做工作。从党性原则、组织原则、国家利益,先把你压得就感觉到你必须去做,不去做就感觉是大逆不道。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小说中,姑姑的生活被夹在了新生婴儿的哭声和强行被送上手术台的妇女的谩骂里。而面对计划生育这个复杂且敏感的话题。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也同样经历着良心的拷问。
  莫言:从我内心深处来讲,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再生个儿子呀什么来满足。起码我的父母亲也是一种安慰吧。父母亲老是觉着一大遗憾,我觉得我母亲临终的时候,一大遗憾就是我们弟兄三个,只有我没有儿子,是她人生的一大缺憾。
  许戈辉:所以在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内心会特别纠结吗?会特别矛盾吗?
  莫言:确实是非常矛盾。我觉得这部小说里边的主人公蝌蚪,坦率地讲那个蝌蚪身上确实有很多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情感经历是发生过,情感类似的你像这种小说里所描写的我觉得除了描写生育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深的主题就是悔罪、忏悔。姑姑到了晚年也在忏悔。小说的叙事主人公蝌蚪也在忏悔。我本人实际上有很深的这种忏悔的心理。   许戈辉:您具体是忏悔什么呢?
  莫言: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这种私心的考虑,我妻子肯定要生二胎的。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了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是把孩子做掉。
  许戈辉:所以说不是没要,而是做掉了孩子是吗?
  莫言:做掉过一个。所以这个我永远是一个内心深处的很痛的一个地方,一个巨大的阴影。
  许戈辉:做掉以后会不会就是经常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个儿子。
  莫言:这个我到不会去想,因为对我来讲,女儿和儿子这个观念还是比较应该跟农民不一样了。我觉得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是一个生命,是平等的。
  许戈辉:但总归还是挺想慰藉父母是吧。
  莫言:这一方面是如果假如能生个儿子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了。如果生不了一个儿子,我从现在来考虑姐妹俩多好。现在我们看着谁家有姐妹两个在一块儿谈谈话,开开玩笑真是感觉到羡慕。那么我想我女儿他们这个独生子女们就更加盼望着有个亲姐姐,有个亲妹妹,弟弟、哥哥都可以。他们的肩头就会觉得轻快一半。
  莫言:我对我的朋友讲,我写的不是计划生育历史,我写的是人。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当年的这个计生委的干部,他们真的就像小说里的姑姑所描写的那样,当然不是划着船了,开着破吉普车,开着拖拉机到各乡去搜捕,追捕围剿扒房子。
  许戈辉:那他们在和你聊起这些过去发生的事儿,你觉得他们是一种什么情感?
  莫言:他们也心里面很不舒服。
  在莫言笔下,姑姑几十年忠实地执行着计划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攻击。文中莫言这样描写到:“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许戈辉: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好人啊、坏人啊、罪恶啊,我就想起您自己说的,自己写作的几个阶段。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后来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然后到现在是把自己当个罪人写。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莫言: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进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因此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现在不要把一切的问题的都归罪于外界。当历史上有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施害者、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就像我们的反右派,很多右派都是受害者。但有的右派刚开始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但是没有把别人打成右派,反而被别人把自己打成了右派。那我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儿童,只有十几岁左右,我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我觉得我也洗不干净。我没有正面打老师,但我也从背后往老师身上吐过唾沫,或者投过土块儿之类。即便我是一个孩子,我也感受到在“文革”期间,有一种巨大的痛苦,就是恐惧,生怕被甩到这个群体之外。所有的人都在打老师,尽管这个老师对我很好,心里很爱这个老师我绝对不忍心打他,我也不相信他是个坏人,但如果你不参与进去的话,那么大家都不理你了,就感觉你成为了一个变节者,变节的、投降的、逃兵之类的概念。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挟进去的,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参与,违心地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
  许戈辉:所以您这样说,我可以基本上摸到《蛙》这部作品您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在写作。
  莫言:说到这个《蛙》,说到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能把这个完全归罪于什么像姑姑这样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整个的罪就归到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有责任,也有罪过。那现在到了晚年,现在想起来就感觉自己很卑鄙。现在我就想如果时光再倒回一次,那我算了,我还是生了这个孩子。但说是这么说,如果再走一次的话,我能不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呢?真也是个未知数,很难确定。
  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干净。被罪恶纠缠的灵魂,是不是也永远得不到解脱。——《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