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花似雪(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杨花似雪

  1   今天学院里无课,附院那边也没我的值班任务。我来到办公室,着手准备下周的讲义!   窗外,杨花似雪,纷纷扬扬,飘飘荡荡,霎时拂满整个校园。
  由于杨花随风轻飏,似过眼云烟,人们爱把它看得特别轻薄,但我觉得这是极不公平的。它也具有雪样的肌体,玉样的素质,但在花的氏族中,它是最缺乏保护的弱者,只有任凭风的摆布和欺凌,而无力自卫。每当这个杨花纷飞的节气,我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电话铃响了。是小曹从附院住院部打来的,她说:“你是传立吗?这儿有个乡下妇女,是护送病人来的。她一定要见到你,请你亲自给她的亲戚看病。还说,她是你的同乡,以前同你很熟的。”
  “她叫什么名字?”我问。因为我的故乡在边远的一隅,平时能来找我的乡亲极少,我是害怕怠慢了他们的。
  “名字……我没有问她。”
  我又询问病人的名字,小曹回话道:“病人也是个妇女,叫杨思萍,你会认识的。”
  听说这名字,我心里不禁咯噔一震……
  2
  这名字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如同三颗串在一起闪光的珍珠,嵌入我童年的记忆。
  旧历九月十八日,邻集逢会。一大早,我的还不满三十岁却已孀居七年的母亲,突然梳洗打扮一新,说是要去赶会。往常,凡有这样的机会,我都照例扯住母亲的手出门畅玩一天。除可吃到油香、肉包、糖球之类外,我偶尔还可混上块缝衣的花布,或者一件花棒槌、琉璃嘣嘣之类的玩具,真是再欢喜不过了。
  然而,这一次母亲高低不肯带我,只叫我在家跟婶婶拾棉花,捉蟋蟀,满口许我等她回来时,带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
  我把母亲送到东大桥。她流着泪,絮絮叨叨地跟我讲了许多话。可我只记住了几句:
  “……六月六那天,给你过罢‘柬’了。杨家那丫头叫思萍,长得满俊的,就是头上长过黄水疮,为治疮,把头发都剪掉了,以后还会长的。等你长大了,叔叔会给你娶过来,成一户人家……”
  母亲此一去再没有回来。
  我泪水泡饭,过了五六年寄人篱下的日子。每当我挨了打骂,痛哭不止的时候,好心的邻居便来宽慰我:“等长大了,娶来媳妇就好过了。”于是,我想起母亲临别时那段话,也渐渐明确思萍与我未来的关系,同时,也挂念起她那头发长出来没有。
  那年思萍庄上霍乱流行,凡发病者,都请叔叔去医治。思萍也感染上了。那日叔叔为她治病回来,我估计他会向婶婶谈起思萍的情况的,特地溜到篱笆边去偷听。
  叔叔先说思萍的病不算重,可以治得好,接着又说:“那小丫头很怕羞,知道先生是她的婆叔公,诊脉时,用棉袄把头包得紧紧的。”听到这里,我却敏感地想到:可能因为头发不再长了,怕叔叔发现了她的秃头……
  叔叔也有个儿子,长我三岁。我喊他哥哥。这年,他被送到一个大洋学堂里读书。而我在本庄一个私塾里却辍了学。从此,叔叔家春夏发我一把镰刀,要我包两头牛和一头驴子吃青草;秋冬发我一张大筢子,让我包全家人的烧锅和烤火用柴。我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也由此结识了不少小伙伴,增长了见识。同时也了解到哪几块地是思萍家的,并能辨认出她的爸爸和几个哥哥。当然,逢到他们,我都及早地回避——传统的风俗要求我如此。
  一次,我割草来到思萍家的一块地边,发现她一家人都在那块地里割谷子。内中一个丫头,我断定就是她了。我心中油然浮出个意念:想看看她那头发究竟长出来没有。然而,我又害怕她家人认出我,看不起我那又黑又矮,一副十足的小猪倌的模样。
  于是我便躲进附近的一块秫秫地里,远远地偷窥她。可惜她当时戴着草帽,我怎么也看不分明。一直等到太阳坠下西山,她取下草帽,我才看清她那一头乌光油亮的发,像是用严冬的夜色煮染的丝绦。只是她那用红头绳扎起的独辫子,较同龄女孩子的稍短一些。随着她割谷时一上一下的均匀的动作,那辫子灵活地摆动着,将我的眼睛都摇花了。我彻底地放下心来。
  当晚我回家时,因未割够足数的牛草,加上婶婶问我原因,我又编得牛头不对马嘴,于是便遭到一顿痛打……
  3
  解放那年,我又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
  本来我以为,是叔叔婶婶开了恩。后来我才听讲,那全系思萍爸爸周旋的结果。他多次向叔叔提出,对儿子、侄儿要同样看待,要上学,都应该上。他还托了村干部跟叔叔协商。叔叔是当先生的,讲情面,便答应下来。
  学校就在思萍家的后庄上。我们这一路学生,来回都打她那庄上穿过。唯有我,每日绕远道,还要蹚过一条小河汊。
  一日放晚学,我正要从河汊里蹚过,恰好迎到她摘绿豆回来撂了单。当她认出我来,像遇到强盗一样惊慌失措,走不敢走,站不敢站。不知为什么,我心中陡生一股调皮劲儿,想在她面前显示一下大丈夫的气概。我用调弄的口气道:
  “你认识我吗?”
  “你不要脸……”她骂着,瑟缩着向后错动脚步。停了停,她又像忍辱让我敲一下竹杠似的说:“你要干什么?你说,别不要脸……”
  我的行为,让任何人评判,都会得出“不要脸”的结论。所以对于她的骂,我并不太计较。只是我“要干什么”呢?一时却编不好词儿。过一会儿,我想到每日上学时的饥饿,便说:
  “明早拿块馍馍,夹到你家后面榆树桠上!”
  我讲罢,闪开了路。她像遇赦般地匆匆逃去,对我提的要求未作任何表示。
  她的家后,是一片莽莽树丛。第二天上学时,我从树丛爬过去,果然在榆树桠上发现那块馍馍,里头还夹了些咸菜。其后,朝朝如是,偶尔还是全细面的,里头夹着几块炒鸡蛋。
  那时“土改”正在进行。叔叔不敢买粮放在家里。每日婶婶只做少量的馍馍,我是够不上吃的。思萍每日一次的“小补贴”,确实使我的辘辘饥肠得到极大的满足。
  有一次,我穿进树林,正抬眼寻那棵榆树,目光突然触到一张赤红色的方脸,原来撞上了思萍的爸爸——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蹲在树下,仿佛特意来捉我这个“贼”。   “你——不要害怕,”当我抬脚要逃走时,老人家笑着和气地说,“你天天吃不饱饭,总不是个事。我打算送几斗粮给你舅舅。你放罢学就到那儿去吃饭,也不远,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我好似做了贼被人当场抓住,即将拉出去游街示众,羞得无地自容,赶紧用力地摇着头,吐出一串不连贯的“不”,拔腿跑开了。
  几天后我才听到传说,思萍每日给我送馍的秘密,被她聪明的二嫂揭开了。她跟思萍开玩笑道:“点点大的丫头,就知道疼男人了!”思萍羞坏了,蒙头哭了两天两夜不起床。一家人轮番看守,生怕她寻了短见。她的爸爸既不主张女儿那么做,又很可怜我,才想出这么个我不曾接受的法子。
  4
  我常遭打骂,多半也因为个性太强。有次哥哥欺负了我,我掂了把镰刀,要砍死他,直沿着水塘追了他十几圈儿,好多人都拦不住我。为此,婶婶说我“心眼儿毒”,以后定会干出杀人放火的事,连累全家。她经常要求叔叔,提前为我成家,以便早日分出去另立门户。
  在我只有十五岁,思萍也只有十六岁的那年九月十六日,我俩便被双方的家长捏合在一块儿,按标准的旧仪式,拜了“花烛”。
  拜堂时候,我发现思萍足足比我高出一头。嫂嫂取笑我,喊我个“奶头齐”,意思是挖苦晚长的我,身高只能齐着新娘的胸部。
  我们毕竟都是孩子,连叔叔和婶婶也担心,我俩处不好会打起架来。所以,特地将他们的床移到新房的隔壁,如果发生事情,他们随时可赶过来调停。
  为了躲避闹新房的人,新婚第一夜,我钻在草垛里睡了觉。
  第二天,嫂嫂告诉我,花婶子(她是比着她的孩子对思萍的称谓)坐着等我一夜,还哭了。到了更深人静时,我狐疑着步入新房,问她:“昨晚你为啥哭了?”
  她笑了笑,说:“那年我骂过你,怕你生气了,不肯进房……”
  我向她说明了原委,她又笑了。我接着又问她嫌不嫌我个儿矮。她挑起低垂着的长睫毛,瞟了瞟我,说:“矮,就长不高了?”
  我激动极了,像个小弟弟在姐姐面前撒娇一样,把两只胳膊围成个圆圈儿,一下套在她的雪白的脖颈上。她羞得赶快吹熄了灯,将我推开了……
  我与哥哥在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激起思萍的极大愤慨,也使我俩在共同抗争中建立起真挚的感情。每当叔叔和婶婶恶声训斥我时,她就无声地立在一边,低垂着眼皮,长睫毛上结出一颗颗冰花似的泪珠,仿佛是个主动走过来的“陪斩者”。直到我过了关,她才姗姗离开。有时我都换成笑脸了,她那眼里还汪着泪。为此,叔叔、婶婶也不得不对我放客气点儿。
  这以后,我挨训、挨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想念点儿书。
  “土改”后,家里划为地主,不能再雇工剥削。叔叔作为中医调到了区医院。哥哥头年考取了县城中学。几十亩地的犁、耙、种,全落在我的身上。叔叔碍着岳父和乡亲们的面子,每学期开学,不得不让我到校报名领书,可其后农活一样接一样出来,我就再无到校读书的机会了。每当我挎起书包想溜走,每当我忙里偷闲捧起书本,婶婶就唠叨不休,甚至恶声痛骂。
  有次,思萍告诉我,她想学会犁耙、撒种、赶车的活儿,让我多念点书。因为别的妇女都没有干过这些活儿,我没有同意。但她仍尽力分去我的活儿,每日至少为我挤出一到两小时的自学时间。
  渐渐,我把她当成了保护人和生命的依存,永远离不开的亲姐姐。第二年夏天,她回娘家过了较长时间才回来,我觉着像飞去的魂魄又归附在身上。但是,我们向来白日不敢讲一句话,迎对面也不敢多看一眼。晚上,天气燥热,屋里根本不能睡人,她也随婶婶和嫂子席地睡在院子里。我够不上跟她亲热,便装出十足的封建卫道士的嘴脸,叫嚷道:“年轻轻的,睡在外边伸腿扯胳膊,像什么样子?不怕人笑话吗?”
  她没跟我回嘴。嫂嫂却接上了火,说我是“北瓜、葫芦一起撸”,婶婶更是愤愤地骂道:“你烟种大个孩子,规矩倒不小。俺娘们睡一块儿,谁笑话?你想把人给热死?”
  我赌气道:“我就睡到屋里,看可能热死?”说罢,真的钻进蒸笼般的屋子。过不多会儿,思萍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借故道:“回去,别把人家给气死了!”
  当她回房摸到我浑身的汗水像雨泼一样,便伸指头刮我个鼻子,骂道:“你呀,真不要脸……”
  5
  这年轮到我投考初中了。
  当时乡下孩子考进县城中学,比现在考取大学还要轰动。
  一天中午放学,我跑到医院跟叔叔要钱做赴县考试的路费。叔叔平时对我是极严厉的,从不肯给个笑脸儿,可这天却意外地客气起来。他不仅笑容满面,给足了钱,还留我吃了顿很像样的午饭。临别时,他把我送出老远,不胜内疚地道:“看来,你比你哥哥聪明,也肯用功。能早日叫你跟哥哥同样地上学,你也保险能考取。可现在晚了。也不是有意委屈你,家里实在太难了啊!你长这么大,也没出过门,全当进县里玩一趟,考不取就高高兴兴地回来。以后嫌干农活累,我把你弄到医院来学医,不愁没碗饭吃。”
  那时的乡下学生,已有因考不取而投河、卧轨的。叔叔的这番话,自有一番眷眷深情,我能领会。
  思萍没有为我送行。乡下女人没那样的勇气。但她却比任何人都关心我,起个绝早,为我蒸一锅葱油的白面卷,用入夏拆下来的花被面子,捆扎成个小包裹,亲手挎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倚在门旁,一直目送我到林荫遮住不能再看见的远方。
  考试揭晓,我们中心小学共考取两名。其中一个还是个备取生。而那唯一的正取者,出人意料的就是我。乡亲们称誉我为“庄稼棵里出的个头名状元”,一时传为全区的头条新闻。
  然而,春风只吹绽门外的千树桃李,却解不开叔叔和婶婶的二寸眉头。叔叔连日叹息着土地无人耕种,婶婶更抛出话苗:“把一家人的脖子都扎起来,也供不起两个上中学的。”
  眼看考取而不能去上,我伤心得哭了半夜。奇怪的是,思萍虽不曾入睡,却无一言安慰我,也没陪我擦眼抹泪。第二天清早,她又回娘家去了。   正是砍倒了秫秫犁晒垡的大忙季节,思萍忽然搬来了她的爸爸和哥嫂,加上叔伯弟兄一大群,赶着牛,拖着车,一气将我家的农活忙个一清二楚,连顿饭也不肯吃我家的。岳父临别时,向叔叔说道:
  “以后做活就照这样办:种,先紧这儿的种;收,也先紧这儿的收。花钱上,我别的没有,一年多喂两头猪。”
  叔叔还有什么话说呢?只好同意我去县城上中学。
  临行前夕,我与思萍面对面坐着,孤灯挑尽,掏不完的心里话。她向我透露,当初她家的亲戚,都嫌我无父无母,怕长不成个人,主张罢亲。她爸爸虽不同意,还是征求女儿的意见说:“你若愿意过去,就不要怕吃苦。”那时的她,还不懂该怎样表态,心里只觉得我孤苦伶仃,怪可怜的。当父亲问得急了,她点了个头。她又透露说:“俺不怕难,不怕苦,就怕你不争气,不学好,叫我在哥嫂面前抬不起头。现在好了,亲戚、邻居都夸我有眼力,以后会有福享的。可谁指望享什么福呢?只要你能好,我脸上就有光,累死心里也是甜的。”
  说罢,她猛地挑起低垂着的又长又黑的睫毛,甜甜地笑了。
  其后,我一直在心里埋着她那天晚上的笑影,并把那次谈话,作为我们恋爱的开始。尽管我们结婚一年了,爱情对于我们当时的实际年龄,仍嫌出现得过于早了些……
  6
  入学后,我时时记住:思萍承受的是两人的劳动重担;而两人的理想和愿望,必须靠我的刻苦努力,来筑起一道道阶梯。
  读到初三时,我被评为“三好”学生,按规定可直接保送上本校高中。那时,“三好”奖状是由教导处直接寄给学生家长的。在填写家长姓名和住址时,我接到思萍的来信。大意说:以后不要再写信跟叔叔要钱了,因为叔叔、婶婶已跟我们正式分了家。还说,她的父亲上月去世,几个哥哥也都分开单过,以后指望亲戚也不行了。为此,我原先反对她学的那些农活,她不得不全部学会……
  尽管信的末尾对我作了许多勉励,但这个变化仍然像一场酷霜,在摧残着我鲜嫩的枝,单薄的叶。我知道,所谓的分家,实际是将思萍一人逐出家门,让她独自负担我的学习。我暗暗慨叹:人情,固然是淡薄的,但又何至于这般味寡如水……
  于是,我在“家长姓名”一栏,填上了“杨思萍”三个字。在填写“称谓”时,我颇费一番踌躇后,填上个“义姊”。
  思萍接到学校寄去的奖状和报喜信,自然喜不胜收,不多久,便步行百余里赶来给我送钱、送衣。
  同学们正上课外活动。我把她带到寝室,打水为她洗脸。思萍解开包袱,取出青年式上装、西式裤和一件尖领、圆后衿的衬衫。我惊喜之余,又颇感诧异。
  几年来,我是个十足的乡巴佬。土布裤是无缝,大腰,像个口袋。本装褂,分不出内衣、外衣,一律对襟,布卷扣。天渐凉时,一件件朝身上套,常把底衿弄成“两滴水”或者“三滴水”。这与城市学生的装束是格格不入的,常使我在人前产生难忍的捉襟见肘之慨。现在思萍送来的衣服,朴素而合时宜。我不禁问道:“做这么多衣裳,你哪儿来的钱?”
  她扑哧一声笑了,红着脸道:“哪花什么钱了?布都是我出门子时,亲戚压箱送的。”
  “那手工呢?光手工也要用不少钱哩!”我又急急地问。
  她笑得更欢了,反问我道:“你眼睁大点儿,看看这是用机器做的吗?”
  我低头仔细地看看那密密的、均匀的针眼缝儿,仍然挑不出任何破绽,又奇怪地说: “怎么不是?不用缝纫机,就是叫天上的仙女,手工也做不到这样好呀!”
  “看你,念了书光学会损人了!”她娇嗔地推我一掌,“就是俺一针一线缝的嘛。先前,俺光想给你做这样的,就是不敢下手裁。后来,俺一上集,就眼不眨地站到人家裁缝铺里看,连着看几回,心里有谱儿了。这其实也不是啥插花描朵的活儿,亏你才这么夸……”
  思萍叫我穿起来试试,我更急不可待。我穿好,站着,上下顾盼。思萍弓下腰,替我顿顿褂衿,又拽拽裤角,满意地说:“还合适!”
  “怕是稍长了点吧?”我说。
  思萍斜起眼梢瞟瞟我,似怒非怒地说:“你不是正长着身子的吗?到明年又该吵着闹着嫌短了!真是个难缠的鬼!”
  “嗨呀,我还要长多高呀?”我朝她眼前站站,比了比,反比她高出半头来了。
  “那怎么由得人呢?”她说,“男长二十三,女长猛一蹿。你还早着呢!”
  我想起新婚夜里我俩有趣的对话,便说:“我那时只——”
  思萍会意,把手平端在胸口,比划着,接着话茬夸张地说:“那时你就这么高一点点,硬是草筐、柴担给压的。我真恨不能把你给拽长点儿……”
  谈到分家和以后的生活,我不禁愤愤然地说:“人都太绝情,分家光分出一双手、两张嘴,像什么话?”
  思萍向来能够衔悲忍泪,她宽厚地、毫无怨言地说:“讲那些干啥?亲爹、亲娘能该养活咱多大?有手抓着、挠着吃,总饿不死!”
  她很兴奋地向我谈起了家乡办起初级社的消息,说道:“现今生产上有人操心虑事。我净跟着干活,夜里还能纺线、织布,变几个活便钱供应你,比以前少难为多了。”
  她讲得那么自信,像一阵春风卷去了我心中郁结的愁云。于是,我像欣赏一帧名画,仔细地审视她。她比以前胖了些,新近剪了发,卡了枚玉白色蝴蝶形发卡。繁重的体力劳动,没能改变她的体态,那腰身还是细细亭亭,清秀、匀称。特别是那肤色,三伏骄阳也只能镀上一层红润,而不能使之发乌。
  我禁不住动情地说:“一路上太阳那么毒,也没能把你给晒黑。”
  “生就的穷命呗!”她害羞地垂下眼皮儿,又挖苦我道,“谁像你?生来该在城市,几个太阳一晒,就掉进黑染缸里去了。”
  已经接触到不少文艺作品的我,忽然想实践一下新式恋爱。可我刚想朝她跟前凑去,便被她一把推开了:“不要脸!让你的同学看见了,看你还咋喊我个‘姐姐’?”
  7
  合作化的优越性,在我的家里也体现出来了。思萍在社里拼命劳动,源源不绝供我以衣食。我又平安地在风细、柳斜的优雅环境里读了两年书。然而,事物发展难得尽如人愿,随着越来越高级的名堂不断出现于共和国的大地,农民的生命、财产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思萍对我的经济援助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为了筹措新学期的书费和学杂费,一连几个寒暑假,我不得不设法去做零工。或进砖场摔坯,或入林场修枝,有时还到河里拖排,掮竹木。加上后来集中精力复课迎高考,与思萍的见面机会更少了。
  好在不久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我对她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思萍一次来信说,她被选入“青年突击队”,没日没夜在湖里“放卫星”,常常十数日不得回趟家。后来又来信告诉我,书记分派她进食堂做饭,更加拴人,几次想抽空来看我,都没有可能。但以后,我一连给她去信数封,她都杳然不回我一字……
  一个下雪天,来县城开会的叔叔,到学校找到了我。他向我手里塞上几个钱,什么话也不肯说,就要回去。
  我送他出了校门,一再打听思萍的情况。他老泪纵横,叹息着向我致歉般地说:“孩子,我对不起你们呀!也算我老糊涂了,那么早就分家……一个年轻女孩子,没个老人照应,到底不行呀!”说到这儿洒泪走了。
  我的心顿时冷如冰块,第二天便向老师请了假,冒雪摸回家去。
  我的另立门户的可怜的家啊,本来屋子是由院墙和厢房同叔叔住的堂屋连接在一起的,现在院墙和厢房都已倒塌,孑然成了一叶孤舟。
  灶上已经没有锅,炉里也没有了箅条,据说都征去炼钢了。我瞅了瞅空空四壁,竟寻不出一片可充饥的芋干,更莫说能打手的圆粮。婶婶那边的境况也极惨。
  到吃饭的时候,思萍在食堂里还没有回来,只是请前去打饭的嫂嫂,给我捎来一罐黄汤似的稀饭,罐的底部有几块黑黑的鸡蛋黄大的沉淀物,算是我做炊事员的妻子所能给予我的“最惠待遇”了。
  直到乌天黑地,思萍才从食堂回来。然而,她对我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只是淡淡地说:“你怕还没有吃饱吧?先等等,夜里还有东西吃……”
  我瞟了瞟无锅的灶、无箅条的炉以及那空空的四壁,真不明白她能变出什么来给我吃。思萍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常常问她十句,她答不了一个字。我生气地睡了。蒙眬间,我听到有人敲门,声音很轻,但节奏极快,像大风摇落一树的雨点。
  我轻声问思萍:“谁?谁半夜三更来敲门?”
  “郁书记,”思萍惨然回答。“喊我去给他烧夜饭的。”
  我正要起身开门,思萍忽然大声向门外说:“你等等,俺家传立去开门了。”听语气,仿佛是在向那人作某种暗示。我骤然打了个寒颤。
  所谓的“郁书记”,原是后庄的郁秃子。“土改”那年讨论给他定成分时,一个工作队员说笑话道:“该给他定个流亡无产者。”那时我弄不懂这名词儿,误认为是“流氓无产者”。听讲,他近几年“以社为家”,成了暴发户,我想他的成分该从后边减去那“无产者”三字了。
  郁秃子拎着一大块熟羊肉进来了。另一只手里还握着个酒瓶子,里头的酒被摇得全是花。他先向我打了招呼,马上又举起手中的东西,得胜似的向思萍说:“走,走,走,快做去!今天你家传立回来了,正好陪我多干几杯!嗨嗨,你那酒量——算个×!”
  郁秃子先朝食堂那边去了。我紧张地问思萍:“这些人每天夜里都这样来喊你做饭?”
  思萍的身子颤栗一下:“也差不多……”说罢,头一低匆匆去了。
  为了进一步考察促使思萍变化的条件和环境,我远远跟着她,朝食堂那边走去。
  食堂盖在村东头的空地上,显得孤零零的,加上村周围的树木全都砍去,它在茫茫夜色里就更像个孤岛了。如果在这里发生意外,呼救也没人能应。我走进食堂的时候,思萍尚未做好饭。我又仔细地观察食堂的内部:前边门面三间,架两口大锅,这是应付全村人喝稀饭的。从二道门穿过,是一小院,左有小厨房,右有极高的院墙。
  从小院出来,我遇见了郁秃子。他将我带进后屋。这儿有明、暗两间,明间是保管室,堆了点发霉的芋干片;暗间里扔的遍地是酒瓶和各种动物的骨骼,狼藉不堪。唯有一张床是完好的,零乱地堆放着花花绿绿的铺盖。
  “谁在这里住?”我问。
  “我,经常就我自己。”郁秃子道。
  “你怎么不回家住?你家也不算远呀!”
  “嘿嘿,离不开呀!”郁秃子大言不惭地说,“你没看到报纸吗?‘书记进食堂,饭甜菜又香’……”
  无须再多看,多问了。罪恶,随时都可能在这儿发生。即使是贞妇烈女,夜夜来到这里,怕也难逃鬼蜮的魔掌。
  我悄悄溜回家,转到后头叩开嫂嫂和婶婶的房门,想询问个端的。但她俩面面相觑,什么也不敢讲。我打了声招呼,没等天亮就匆匆踏上回校的路。雪,还在飘落,纷纷扬扬,像暮春里的飞絮,我暗暗咒骂:“女人,水性杨花……”
  8
  饥饿和浮肿,是一对孪生的幽灵。它们从农村走到城市,共和国的大学校园里,同样任其游荡,长驱直入。我们战胜它们,是有阶段性的:开头是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把“饿”批判为对现实不满,而“肿”,当然只能呼之为“胖”了;其后的方式是叫“劳逸结合”,大学生可随便不上课,不起床。
  我读到大学三年级,随着肚子渐饱,一度进入冬眠期似的头脑,忽然活泼得像雨后春笋了。我强烈地想到我的家,我的失去了的爱情。那结了疤的心灵创伤,又似感染上新的病毒,剧烈地疼痛起来。我横下一条心,立即请假回去,跟那“小贱人”离婚。
  杨花飘飘,胜似当年离家时满天纷飞的雪花。
  乡村也像从一场噩梦中苏醒了过来:门前屋后,已有绿光浮动,夹杂几朵颇有生气的野花,似惺忪的睡眼;烧饭时候,各家也居然有缕缕的炊烟冒出,偶尔还发出锅铲磨砺铁锅的声音,较当年好多了。
  思萍回娘家去了。乡亲们也不像当年那样太阳不落就关门闭户,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过来问长问短。虽有几位永远见不到了,但能看到的,脸上还有笑容漾出。
  听说我是专门回来离婚的,他们都纷纷指责我忘恩负义,有的甚至半真半假地批评我想当“陈世美”,看来都没忘记我那慈祥、敦厚的岳父和数年以前的那个思萍。但当我严正指出妻子的不贞时,他们又都不胜唏嘘,对我寄予深深的同情。几位年纪大的长辈,还反复慨叹我的命苦。只是我一提起那姓郁的,他们马上噤若寒蝉,似患谈“郁”色变之症。   思萍早已得悉我回来的消息,却故意拖到很晚才回来。她仍然没什么话跟我说,始终低垂着眼皮,甚至特意将头发扯下半边,遮盖住无限窘迫的颜面。
  入夜,我们相对无言。孤灯下,怦怦地响着两颗心跳动的声音,像古时候单调的更漏。
  鸡叫头遍了,思萍忽然问我:“你……该已经谈好了吧?”
  我陡然想出个顺水推舟的主意。
  尽管思萍与郁秃子的关系那么明显,但我毕竟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肯、更不敢为我出庭作证。若以此为理由,反会授人以柄,落下个“诬告罪”,甚至“反党罪”。不如冷冷她的心,求得个“和平解决”。我于是回答:“……也算谈好了。”
  “有她的照片吗?让我看看……”
  这实在过于突然了。临来的前夕,学院附属卫校的一个女孩子,因不知我家中有那么个妻子,向我写了封带追求意味的信,信中夹有二寸站像一张,颇具风采。虽然她还算不得同我“谈”了,但为了投石问路,我也不惜暂时委屈其倩影了。
  一般说,女人对于这种替身者,包括其照片,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将照片交给她后,时时担心她给一把撕碎,叫我回去不好交账。但思萍并无此举。她将照片恭敬地捧在掌心,看得专注、认真,如同亲姐姐在为其弟弟当参谋选择佳偶一样。
  良久,她将照片小心翼翼地奉还给我,戚然地,但又很诚恳地说:
  “人长得满俊的,眼睛很有神,身个儿也匀称、秀气。怕要比你小几岁吧?”
  我“嗯”了声,点点头。
  她又不厌其详地问了这女孩子的住址、姓名以及在哪儿上学等。我即兴胡编一通,扯了个滴水不漏。最后她说:“这样好,以后你们能分到一块儿。早晚好照顾。都是有文化的,话也能讲到一块儿。你这辈子吃那么多苦,也算罢了。只是你对她的品德,还要多了解,毕业早哩,不必那么急。你那心也不能再让人……伤了……”说到这里,思萍的话语蓦地噎住了。
  我心里骤然卷起巨澜,任何钢铁的闸门也关锁不住。仿佛从前送衣的那个思萍又坐在我的对面。她不是什么水性之物,而是一副冰清玉洁的品格。我上前扯过她的手,哀求般地说:“思萍,你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快都跟我坦白讲了吧!讲清楚了,咱们还是好夫妻,像以前那样……”
  她慢慢将手挣脱开,挑了挑长睫毛,凄恻地说:“我再不值得你喜欢了,什么也不会告诉你。反正我变坏了,明天就跟你去离。以前的那点情分,都是因为我父亲……等你毕业后,能到他的坟前烧张纸,就算你对得起他,也对得起我了……”她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有几回抽噎得要憋死过去。
  待她喘息均匀,我又要求道:“你一定要讲,讲出来我就去告那个坏种!”
  “你疯了吗?”她忠告道,“你一个大学生,在人家手里不如一根草,弄不好就会捏你个罪名,送你去坐班房。你熬出头不容易,不要为了我啥都不顾。这样不值得呵!”
  “不行,坐班房我也要告,我跟他不能拉倒!”
  “你告谁?你有什么证据?”她幡然作出了毫不认账的样子,又警告般地说,“别忘了,你家是地主,人家正想捏你的错呢!”
  看来再没法儿挽回了,我又愤慨起来。
  我躺到床上,刚打了个鸡睁眼,思萍已将早饭烧好。我们草草吃了点饭,便一个人也没惊动,到区里以“父母包办,感情不和”为理由办了离婚手续。
  回到家里,思萍给我洗补了衣服,给足了返校的路费,又给做了一锅葱油卷,打发我上路。当时,全庄人——包括我的婶婶和嫂嫂,也不知我此一去,已与思萍结束了十年夫妻……
  9
  落红无数,黯然涂满校园。
  我与思萍离婚的消息,终于伴着瓣瓣落花、点点飞絮传播开了。家乡人给我寄来许多信,有指责我的,有埋怨她的,还有对于我们两人都寄予深深同情并报告了新的不幸消息的。我从这些来信中,理出一条更清晰的线索:
  早先思萍参加的所谓“青年突击队”,原来不过是埋葬农村青年的火坑。许多女青年都因吃不住煎逼,先后失身于郁秃子。但他终未能对思萍下得手,所以才又生法将她调进食堂。
  上中学后,我一直按叔叔家的成分来填履历表的。当人的出身被当成评判人种优劣的标准时,我感到委屈,便写信给地方的党组织,询问我的出身成分应当怎样填写?这封信落到了郁秃子手里。他当众宣布我是“搞翻案”,“搞政治投机”,扬言要写信到学校里检举我。为此,思萍几次向他哀告,求他高抬贵手。谁曾想到,这就是郁秃子选定的突破口。
  当思萍到食堂为郁秃子做第一顿夜饭时,他便强行将她糟蹋了。思萍要去控告他,他便摊开事先准备好的所谓“检举信”威胁说:“你敢告我,我就把这封信寄到学校,要求开除你家传立……”思萍踌躇了。
  有其一,便有其二。渐渐地,思萍彻底成了郁秃子手下的牺牲品,再也没有什么力量挣扎了……
  我们离婚不久,思萍怀的私生子愈来愈明显,再无颜面出门,于是匆匆选择了四歪子结了婚。
  我是了解四歪子的。他住我们前庄,因讲话时嘴巴微微歪着,又系排行老四,故得此“雅号”。他身体极差,没什么力气做农活,又有个瞎眼老娘,弄得日子异常困顿,多次想说房媳妇都未成功。算来他的年龄也要比思萍大不少。思萍倘不是坏了名声,何至于如此呢?然而,此刻的我,徒为慨叹而已。
  杨花落尽,雪花又飘。
  又匆匆十余年过去,已经成为大学教师兼附属医院大夫的我,重新成了家,又连生二子。可是我一直没能补还思萍的情分;屡次想到她父亲的坟前化点纸钱,但也终于鼓不起勇气。
  一九七六年冬季的一天,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家小二子还没有回来。听我爱人说,他上午要一角钱,到街上炸米花去了。天气寒冷,街上车辆又多,我愈想愈不能放心,便骑着自行车出门去寻找。
  我连穿过几条街,终于在古城墙的断壁间,发现了一条排得很长的炸米花队伍。我家小二子也排在其中,冒着寒风和细细的霰雪,我真感到有些儿心疼。   我正想上前招呼孩子,抬眼看到了米花机后边站着的思萍。谁能相信,她今日触到我眼中的,竟然是一头灰白散乱的发,和一脸密密深深的皱纹。那本来显得很美的尖尖圆圆的下颏,现在由于人瘦、脸长,竟变得像个刀削的木楔,拄在胸部的上端。
  她穿了件蓝布破棉袄,肩膀上补了块红花布补丁。我从这补丁的花纹上,认出它出自我们当年结婚时的被面。她曾用它包着为我特做的葱油卷,打发我上路投考初中……
  早些时,从故乡传来的消息说,思萍重新结婚后,那私生子因小产死去。后来,她连着生下四个孩子。四歪子的身体也更差了,时常咳血,几乎每年都要住院月余。由于家中卫生条件恶劣,孩子也交替着生病,尤其夏秋间,伤寒、痢疾、病毒性感冒等多种常见病,持续不断,几乎将她逼上生活的绝境。
  尽管这样,我在心里仍不能相信,眼前的这位苍老的形容枯槁的女人,就是思萍!
  思萍见我向她迎了过去,想躲闪开,但已来不及了。只偏转过去,让北风扯下她一绺散乱的发,遮盖住满面窘态。
  我立在她眼前,踌躇再三,才问道:“你来市里……有事吗?”
  “找孩子……”她头没抬,眼没抬,压低了声音回答。
  十五年的天各一方,竟都因“找孩子”,相会于古城墙的侧畔,除非是造化有意地捉弄人,还能作何解释呢?
  这时候,小二子发现了我,高声地喊着爸爸。我吩咐他赶快回家,他摇摇头,表示一定要等着炸好。
  思萍瞟了瞟我的孩子,问道:“这个……是老几?”
  “老二,也是老小。”我回答。
  “他们的学习……都还好吧?”她又问。
  我点点头,回答:“还算可以。”
  我接着询问她家乡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她开始不肯讲,问到后来,才勉强回答我道:“还不是跟以前一样?搞‘大呼隆’,什么都捏在几个人的手里,减产要挨饿,增产了,肚里也只能多填几片山芋干。反正,人都习惯了,也觉不着苦了……”
  小二子炸好了米花。炸米花人正要从他手里接钱,思萍忽然大声呵斥道:“大宝,看你这孩子多不懂事!不论谁的钱都能收吗?这份不能要……”
  我这才发现,那炸米花的原来也是个孩子,约摸十四五岁,很瘦,伸出抓风箱把的手,像只瘦骨嶙峋的鸡爪。
  “这孩子……是你家的?”我抑制住猛烈的心跳,颤着声问。
  她点点头,说:“他爸没钱住院,打发孩子出来做这么点小买卖。郁秃子还说是‘走资本主义’,下令倒扒俺五百多分。我再不出来把孩子找回去,全家一年的血汗,就叫人家给扒光了。”
  当我发现自己在掉泪,胸前早已湿过一大片,我忽然意识到该是偿还心债的时候了,但摸摸衣袋,竟是空的。我慨叹我自己,已做了大学的老师和大医院的大夫,为什么也那么穷困、潦倒?
  我诚恳地邀请她娘儿俩去我家住一天,并许着筹措几个钱,为她的丈夫治病。她怎么也不肯同意,还说:“你们的工资也不高,住在市里,一桶凉水也得花钱买,哪儿会宽裕?俺在乡下,怎么都活得下去,你不必多操心。”
  当她的孩子炸完最后一份米花,娘儿俩便一起动手收拾东西,准备去赶汽车。小二子在催我带他回家,手里还捏着那省下来的一角钱。我惭愧至极,真想再听思萍骂我一声“不要脸”。但是,她走了……
  10
  谁又能够想到,两年之后,我与思萍会再次在这座城市里相见。谁又能够想到,她这次的到来,竟是作为我的病人,住进我工作的医院。
  学院距附院并不算远,为了节省时间,我还是骑了车。一路上,杨花扑面,轻软,润滑,洁白,顷刻拂满我一头一脸。
  刚跨进附院的大门,迎面碰上思萍的娘家二嫂。原来催促小曹给我打电话的就是她。
  乡下女人不喜欢直呼其名,凡能拐弯抹角续上点亲戚的,都一概按亲戚的关系来选定称呼。“他大姑父……”她沿袭旧有关系,比着她的孩子称呼我道,“这下可好了。俺一个乡下人到大医院,两眼一抹黑,问不完的事,挨不完的白嗓子,小病也能给耽误大。俺无意中打听你,还真的打听到了。俺刚才还说哩,该着他大姑的命大,偏巧住上您的医院……”
  从她絮絮叨叨的谈话中,我得知思萍并不是什么病,而是伤,是被人打伤的。
  本月二十七日上午,思萍随一群盼吃饱饭的群众,汇集到大队办公室门前,要求按党的政策,取消“大呼隆”,划分生产责任组。郁秃子却宣布为“资本主义势力围攻党”,还煽动几个吃浮食吃甜嘴的人,到人群中胡闹。于是发生了一场群众殴斗事件。而最先受伤扑地的,竟是可怜的思萍……
  我迅速赶到了病房。
  思萍的头部创口,经手术缝合,已不再继续流血。只是较严重的脑震荡,使她仍处于昏迷状态。我当即找出她的病历,详细地看了,发现医生采取的措施还是得力的,无须再作什么纠正。我安慰二嫂(恕我也沿袭旧称)道:“就照这样医治,会好的,你放心吧!”
  “那就谢天谢地了!”二嫂祷告般地说。她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感喟地说,“啥都是天定的。早先,他大姑做梦都巴望着你能有这么一天,什么样的苦都肯吃。可现今你熬出来了,她偏偏没那个命跟你过几年舒心的日子。”
  我想回答她:并不是什么“命”,而是因为人,因为有那么一批在党纪、国法之外,另树一面自己的杏黄旗的人在作祟。我想好的话还没出口,偏巧我的爱人小曹捧着注射器为思萍打针来了。二嫂千恩万谢地说:“刚才,真多亏这位大姐,给你打了电话,要不,我瞎摸三天三夜怕也找不到你。”
  看来小曹已知内情,笑了笑道:“也亏你问得巧呀!问到我一家人,还能不替你找?”
  几天之后,思萍苏醒过来了。我去看她时,赶上小曹为她注射罢刚刚离去。她瞟瞟小曹的背影说:“还像……”说罢脸上荡起幸福的微笑,全无半点儿妒意,就像一位好心的姐姐认出了她的弟媳,停了停,她又道:“经过这场闹,总算把劳动组分好了。庄稼人的命,只要不再捏在几个人的手里,吃喝总是不愁的。去年俺小园地里就收了不少花生,我叫二嫂等几天回去,带些来,留你炒给孩子们吃。在乡下是不稀罕的。”
  我实在寻不出恰当的话来回答她,只是两眼痴愣愣地瞟着窗外。
  窗外杨花仍在飘落,轻轻飏飏,或浮上九霄,或坠入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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